...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还有，我合印一年的杂感为《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这使李初梨很高兴，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里，还乐得不可开交道，“他...
《自选集》自序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学革命”〔３〕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４〕，见过二次革命〔５...
...—１８７３）的话。 〔４〕“道路以目”语见《国语·周语》：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据三国时吴国韦昭注：“不敢发言，以目相眄而已”。 〔５〕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萧伯纳由上海到北平，同日英国路透社发出电讯说：“政府机关报（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报纸）今晨载有大规模之战事正在发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广大之篇幅载萧伯纳抵北事，闻此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痛苦性...
...正传》。〔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
...二》，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侍桁即韩侍桁，天津人，当时的文学青年。他所译林癸未夫的文章，载《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七月），原文载日本《新潮》第九期（一九二六年），译文只是原文的第一段。作者在文中声称：“我是站在‘否定唯物史观’的立脚点的”。林癸未夫（１８８３—１９４７），日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３〕恺良未详。 〔４〕“死之恐怖”见托洛茨...
...迅先生是感觉‘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所以敢请你出来作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连家眷）去，然后我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二、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按着重号系原件所有） 〔3〕掉文袋 亦作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4〕孔明 诸葛亮（181—234），字...
...，三元，三毛，甚而至于三个铜子”，那他“就不再说话”。但对于《现代评论》收受过段祺瑞津贴的事实，则避而不答。又，这里的“联合战线”一语，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霉江致鲁迅的信中： “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
...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诗曰：“躍躍毚兔，遇犬获之。”〔１１〕，此之谓也。然则三十六计，固仍以“走”为上计耳。 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
...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6〕——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7〕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
...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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