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二十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
...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１０〕，踏踏主义〔１１〕，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
...年的文学》里所说的话。这回是依据了日本黑田辰男〔４〕的译本，重译一节在下面： “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有天分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善于描写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者之一的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吐着革命的呼吸，而同时也爱人生。他用了爱，以观察活人的个性，以欣赏那散在俄国无边的大平野上的一切缤纷的色彩。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出发于挚爱人生的思...
...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
...且，未能将坏人“投界豺虎”〔22〕于生前，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身后，孔子一车两马，倦游各国以还，抽出钢笔来作《春秋》，盖亦此志也。 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得罪人要受报应，平平常常，并不见得怎样奇特，有时说些宛转的话，是姑且客气客气的，何尝想借此免于下地狱。这是...
#e# 时代的变化 时代在变,人也在变。 比名利的人多了,比气节的人少了。 追求享受的人多了,追求道德的人少了。 要面子的人多了,要良心的人少了。 漂亮的人多了,有气质的人少了。 胖人多了,健康的人少了。 外表干净的人多了,内心干净的人少了。 装修小家庭的人多了,保护大自然的人少了。 疼爱孩子的人多了,孝顺父母的人少了。 为自己的人多了,为众生的人少了。 说...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１〕 俄国既经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２〕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 但也有Ｉｍａｇｉｎｉｓｔ（想像派）〔３〕和Ｆｕｔｕｒｉｓｔ（未来派）〔４〕试行活动，一时执了文坛的牛耳。待到一九二一年，形势就一变了，文艺顿有生气，最兴盛的是左翼未来派，后有机关杂志曰《烈夫》〔５〕——即连结ＬｅｖｙＦｒｏ...
黄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改朝易代的国变时期，连年的战乱，流离失所，使知识分子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身阅鼎革”带来的侵害。尤其是对股栗于董狐之笔，它年青史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也许就在何去何从的一念之间。与媛介交好的吴伟业和钱牧斋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在顺天从命的通达之下，将道德信守屈从于生命意识来顺从新的统治力量是办不到的。那么，或则以...
黄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改朝易代的国变时期，连年的战乱，流离失所，使知识分子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身阅鼎革”带来的侵害。尤其是对股栗于董狐之笔，它年青史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也许就在何去何从的一念之间。与媛介交好的吴伟业和钱牧斋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在顺天从命的通达之下，将道德信守屈从于生命意识来顺从新的统治力量是办不到的。那么，或则以...
《俄罗斯的童话》〔１〕 高尔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说和戏剧，谁也决不说他是童话作家，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话。他所做的童话里，再三再四的教人不要忘记这是童话，然而又偏偏不大像童话。说是做给成人看的童话罢，那自然倒也可以的，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太恶辣了。 作者在地窖子里看了一批人，又伸出头来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又伸进头去在沙龙里看了一批人，看得熟透了，都收在历来的创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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