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问太公说：“天下纷杂熙攘，有时强盛，有时衰弱，有时安定，有时混乱，其所以这样，是什么缘故？是由于君主贤明与不肖所致呢？是因为天命变化自然递嬗的结果呢？” 太公回答说：“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民众变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安定而民众顺服。所以，周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与不贤，而不在天命的变化。” 文王问道：“古时贤君的事迹，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回答说：“从
文王问太公说：“君主致力于举用贤能。但却不能收到实效，社会越来越动乱，以致国家陷于危亡，这是什么道理呢？” 太公答道：“选拔出贤能而不加以任用，这是有举贤的虚名，而没有用贤的实质。” 文王问道：“导致这种过失的原因在哪里呢？” 太公答说：“寻致这一过失的原因在于君主喜欢任用世俗所称赞的人，因而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贤人了。” 文王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呢？” 太公说
武王问太公说：“战车的作战方法是怎样的？” 太公答道：“步兵作战贵在熟悉情况变化，战车作战贵在熟悉地形状况，骑兵作战贵在熟悉别道捷径。车、步、骑都是作战部队，只是用法有所不同。战车作战有十种死地，也有八种有利的情况。” 武王问：“十死之地是哪些？” 太公答道：“可以前进而不能退回的，就是战车的死地；逾越险阻、长途追逐敌人的，就是战车的竭地；前面平坦易行，后面
文王问太公说：“如何才能守卫国土呢？” 太公答道：“不可疏远宗族，不可怠慢民众，安抚左右近邻，控制天下四方，不要把治国大权委托别人，把治国大权委托别人，君主就会失去自己的权威。不要挖掘沟壑去堆积土丘，不要舍弃根本去追逐枝末。太阳正当正午，要抓紧时机曝晒；拿起刀子，要抓紧时间宰割；执有斧钺，要抓紧时机征伐。正午阳光充足时不曝晒就会丧失时机；拿起刀子不宰割也会丧
文王问太公说：“奖赏是用来鼓励人的，惩罚是用来警诫人的，我想用奖赏一人来鼓励百人，惩罚一人以警诫大众，应该怎么办呢？” 太公回答道：“奖赏贵在守信，惩罚贵在必行。奖赏守信，惩罚必行，是人们耳朵能听到、眼睛能看见的。即使是没有听到和看见，也都会因此而潜移默化了”。诚信能够畅行于天地之间，上通于神明，更何况是对人呢？”
...也是古代兵权的象征。一符从中剖为两半，有关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两半互相扣合，表示验证可信。兵符的使用盛行于战国及秦、汉时期。因其常用铜铸成伏虎形，故称之为“虎符”。战国时期，凡率兵出征的统帅，或带兵驻扎地方和屯守边疆的将领，都由国君任命。在任命时，把虎符的左半交给将领，右半留于君主。平时将领只负责带兵，用兵时必须有国君的右半个虎符与将军所掌握的左半个虎符扣合...
富国强兵是我国传统的国防政策。这种主张出现于春秋时期，而流行于战国时代。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和民众组织诸条件的集中反映，要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当时各诸侯国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巩固政 131 权，扩张势力，竭力提倡发展生产，把富国看作强兵之本，国不富不可以养兵，更谈不上强兵。同时兵不强则不可以摧敌，更不能立国，中国古代表现出以农
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这是指挥作战所应把握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所谓“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惨败就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结果。 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内乱而中衰，南方强国楚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北进，引起中原诸小国的不安。于是 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
训练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素质而进行的教练活动，在军事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驱使没有经过训练的部队同敌人作战，无异于驱使牛羊投入狼群。因此，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要手段。在军事训练中，必须贯彻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原则。在这方面，民族英雄 戚继光 给人 们做出了榜样。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任浙江都司参将，负责
信赏必罚是执行和严明军纪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存劝”、“示惩”之效。春秋时期齐国将军司马穰苴斩庄贾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证。 周景王十四年（前 531 年），晋、燕两国从西南和北方进犯齐国，齐军连连败北，齐国上下震动。齐景公为扭转战局，召集满朝文式商讨对策。宰相 晏婴 认为司马穰苴文能服众、武能威敌，如让他担任将军，必能击败来犯之敌。齐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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