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当不当官，当官干不干事，有没有贡献的问题。按照社会行为规范，既然要当官，不论是为民还是为己，都应该干事，都应该有贡献。然而，孟子认为，虽然都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但人生有不同的道路，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就不同。不能因为有相同的社会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就必须一致。虽然，王豹住在淇水附近，而河西的人都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而齐国西部的
孟季子和告子一样，始终认为行为方式是外在的，因为虽然尊敬兄长，但在宴席上还是要恭恭敬敬地先给乡人斟酒，这种行为方式怎么能说是内在的呢？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恭敬的行为方式必须先要有内在的恭敬的情感，如果没有恭敬的情感，怎么会有恭敬的行为方式呢？试想一个对社会充满仇恨的人，心中只有憎恨，恨一切人，恨一切事，他怎么会有恭敬待人的行为方式呢？一个人在外在的行为...
利害关系问题历来是孟子所反对谈的，《梁惠王》第一章是孟子去见梁惠王的一次谈话。作为七雄之一的魏国国君，梁惠王关心的是如何有利于他的国家，然而孟子却不是这样认为，既然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和寻求最佳的行事方式，那为什么不去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与其他人、其它国家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呢？如果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如果能与其他人、其它国家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利
...。这有《礼记•檀弓下》的一个故事可以佐证： 齐国遭到饥荒，黔敖准备了食物在路边赈济饥民。一个人饥饿不堪地走过来了，黔敖连忙左手端饭，右手端汤冲那人喊道：‘嗟！来食！”那人瞪着眼睛对黔敖说：“我正因为不吃嗟来之食才饿成这个样子！”尽管黔敖再三向他道歉，那人仍然坚决不吃，直到饿死。 其穷棒子精神如此！因为——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泽东《别了，司徒...
我们都有共同的人性。 物质享受如此，精神享受也如此。 说到底，还是“人之初，性本善”观点的发挥。 孟子这段话，成为二十世纪中叶理论界讨论“共同人性”。‘共同美”的主要依据之一。这恐怕是孟子本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的罢。孟子本人则只知道刍拳悦口，理义悦心，说得亲切生动，有滋有味，令人真想亲口尝一尝那理义到底是什么滋味。 然而，美苦众生，凡夫俗子又有几人真能像圣人那样
告子在这里只看到水的流向问题，因而导致出人的本性只有一种，因此有些片面；而孟子却看到水的流上流下问题，因而下结论说，只要迫使水的流淌，就可以使它向上流，这就好比人性一样，只要形势迫使他为恶，他就可以为恶。这个讨论说明，只要性善，就只会行为于善良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是人们按照一定道德原则和社会行为规范，在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从本人意志出发自主选择...
...，到春秋晚期只剩下最强的赵、魏、韩、范、中行氏。后来赵又灭范、中行氏。春秋末年，智氏最强，赵联合韩、魏而消灭智氏。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斗争到此告一段落，晋国也被这势均力敌的三家所瓜分。到战国初年，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三国。 由于“礼”的破坏，各诸侯国不得不强调“法”制，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于鼎上。公元前513年，...
孟子所说的土地方圆百里，“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就是西周时期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这个意思是说，并非没有土地，也不是土地不够分封，之所以一个诸侯只分封百里之地，其目的就是要使诸侯们不能够拥有太多的土地和人民。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诸侯们不要有太多的权力。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私有欲的提高，至春秋时期，诸侯们已不满足于方圆百里的国土了。所以他们趁着周王室的日益衰
...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
以诡辩对诡辩，以极端对极端。这是孟子在这里所采用论辩方法。 任国人采取诡辩的方式，把食与色的问题推到极端的地步来和礼的细节相比较，提出哪个重要的问题，企图迫使孟子的学生屋庐子回答食、色比礼更重要。屋庐子当然不会这样回答，但由于他落入了对方的圈套而不能够跳出来，所以就只好语塞而求助于老师了。 孟子一听就识破了对方的诡辩手段，并且生动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揣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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