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挦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
...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 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18〕，张三；研究萧伯讷，威尔士〔19〕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20〕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21〕（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22〕...
...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 作者在同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发表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对本文曾有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
...消。所以，有些时候，难煞了执笔的人。 但这时却可以看见一种有趣的东西，是：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人所做的文字。 聪明人的谈吐也日见其聪明了。说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学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她本不愿去而受了教职员的怂恿。〔5〕说“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6〕推开了甲而陷没了乙，原谅了情而坐实了罪；...
...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8〕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9〕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10〕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11〕，《明季稗史汇编》〔12〕，以及新近集印的...
...蔑作者的话。 〔4〕安特来夫 通译安德烈夫（B．C． ZFNSST，1871—1919），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没有花，没有诗”，出自他的小说《红的笑》：“你知道地球已发狂了，已没有花与歌在地球上了。”（据梅川译文） 〔5〕《晨报副刊》 《晨报》，是当时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的政治团体研究系在北京出版的机关报；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
...》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
记念刘和珍君〔1〕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
...罗兰先生自己极想望从‘新中国’听到他思想的回响”。 〔7〕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8〕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发表的《闲话》。 〔9〕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10〕此段引自陈西滢的《致志摩》。
...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它发表后，曾有人在报上进行攻击。对此问题，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 〔２〕《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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