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问太公说:“圣人治理天下应遵循什么原则?”太公答道:“无需忧虑什么,也无需制止什么,天下万物就能各得其所;不去制止什么,也不去忧虑什么,天下万物就会繁荣滋长。政令的推行,要使民众在不知不党中受到感化,就象时间在不知不党中自然推移那样。圣人遵循这一原则,则天下万物就会被潜移默化,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这种从容悠闲无为而治的政治,君主必须反复探求。既已探求到了
文王问太公说:“文伐的方法该怎样?” 太公答道:“文伐的方法有十二种: 一是,依照敌人的喜好,顺从他随志愿。这样,他就会滋长骄傲情绪,而肯定去做邪恶的事情。如果我再因势利导,就必定能把他除掉; 二是,亲近拉拢敌君的近臣,以分化敌国的力量。敌国近臣如怀有二心,必然降低忠诚程度。敌国朝中没有忠臣,他的国家必定面临危亡; 三是,暗中贿赂收买敌君大臣,和他建立深厚交
文王问太公道:“怎样才能治理好天下呢?” 太公回答说:“器量盖过天下,然后才能包容天下;诚信盖过天下,然后才能约束天下;仁爱盖过天下,然后才能怀柔天下;恩惠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权势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不失天下;遇事果断毫不犹疑,就象天体运行那样不能改变,象四时更替那样不可变化一样;这六个条件都具备了,然后就可以治理天下。所以为天下人谋利益的,天下人就欢
周文王在丰邑召见太公,对他说:“唉!商纣王暴虐到了极点,任意杀戮无辜之人,请您辅助我拯救天下民众,您看该怎么办?” 太公答道:“君主应修养德性,礼贤下士,施恩惠于民众,以观察天道的吉凶。当天道还没有灾害征兆时,不可先倡导征讨。当人道没有出现祸乱时,不可先谋划兴师。必须看到既出现了天灾,又发生了人祸,才可以谋划兴师征伐;既看到他的公开言行,又了解他的秘密活动,
“文伐”属于政治、外交斗争的范畴,它的目的在于分化、瓦解和削弱敌人,为最终用军事手段消灭敌人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越国灭亡吴国,就是综合运用“文伐”各种手段并最终消灭对手的最好例证。 春秋末期,位居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和越之间为了争夺霸权,自公元前 510 年开始,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公元前 494 年,双方在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展开激战,越
本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无为而治”。汉初“文景之治”的出现,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结果。 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几乎耗尽了民众的脂膏,接着又是长达七年遍及中原大地的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田园遭践踏,庐舍被焚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经济残破,人口锐减,人民贫穷到了极点,封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
“全胜不斗”,同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样,本义是以实力为后盾。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尿。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的部将武臣传檄而定千里,就是古代战争史上“全胜不斗”的典型事例。 陈胜起义军攻下陈县(今河南淮阳)后,派武臣等领兵三千人,北上攻占原赵国土地。武臣率军北上攻城杀吏,接连攻下十多座城池,队伍迅速壮大到数万人。众人推举武臣为武信君,并贴出告示,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君主如果不能以大,信、仁、恩治理国家,最终必将失去天下。隋炀帝落了个国灭身亡的可悲下场,就是明证。 隋炀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自从公元 604 年杀父篡位时起,便开始了荼毒天下,残害人民的残暴统治。隋炀帝即位之后,即大兴土木,营建 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二百万人,用了十个月才完工。紧接着又开始修建西苑,周围二百里,内置山
“攻强以强”,因势利导,对强敌“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助长敌人的气焰,这样,敌人就会“太强必折,太张必缺”。冒顿就是运用这一策略而灭亡强敌东胡的。 战国时期,我国北方有一个称为匈奴的少数民族,特别强悍,经常骚扰中原。秦统一后,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匈奴战败,势力衰弱,远徙北方。秦朝末期,中原地区内乱,无暇顾及塞外,匈奴死灰复燃,又逐渐强大起来。当时匈奴单于名叫
发启 文王在丰,召太公曰:“呜呼!商王虐极,罪杀不辜,公尚助予忧民,如何?” 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 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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