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17〕。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18〕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
...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还问道:“你看见吗,那刀笔吏〔22〕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洞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
...,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 抄书也太麻烦,还是不抄下去了。但我们看第二条,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会所切望的“循规蹈矩”之道〔7〕。即:原文带些愤激,是“激烈”,改本不过“可叹也夫”,是“循规蹈矩”的。何以故呢?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叹也夫”则瘟头瘟脑,即使全国一同叹气,其结果也不过是叹气,于“治安”毫无妨碍的。 但我还要给青年们一个警告:勿以为...
...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
...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京...
...日报》的副刊去,你得寄一点稿。〔5〕那自然是可以的喽。然而稿子呢?这可着实为难。看副刊的大抵是学生,都是过来人,做过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或“人心不古议”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样的味道。有人说我是“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的,不要相信他们的话,那证据,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应了,总得想点法。想来想去,觉得感想倒偶尔也有一点的,平时接着一懒,便搁下...
...么多了。秋来住在海边,目前只见云水,听到的多是风涛声,几乎和社会隔绝。如果环境没有改变,大概今年不见得再有什么废话了罢。灯下无事,便将旧稿编集起来;还豫备付印,以供给要看我的杂感的主顾们。 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
...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
...横竖她总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没有第三者与闻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陆续发表出来,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称这些为“思想”或“公论”之类,却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变迁,原是反足以见学者文人们进步之神速的;况且文坛上本来就“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2〕,既不幸而为庸人,则给天才做一点牺牲,也正是应尽的义务。谁叫你不能研究或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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