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
...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５〕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注解】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
...。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
通信（并Ｙ来信） 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２〕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
...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2〕蕴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培良，姓向...
...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
...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坚决反对。他的理论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后来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据。作者把他当作代表新生力量的进步思想家，显然是当时的一种误解。以后作者对尼采的看法有了改变，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称他为“世纪末”的思想家。（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27)察罗图斯德罗 通译...
...〔３〕了。“咱们一伙儿”。 ２，假如有一个人在办一件事，自然是不会好的。但我一开口，他却可以归罪于我了。譬如办学校罢，教员请不到，便说：这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学生闹一点小乱子罢，又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他倒干干净净。 我又不学耶稣〔４〕，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也许后来还要开开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说过的“主将”之类以外...
...理论”如出一辙。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未公开定北平为“文化城”，但后来终于拱手把它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古文物的大部分则在一九三三年初分批运往南京。作者在“九一八”后至他逝世之间，曾写过不少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对所谓“文化城”的主张也在当时的一篇杂文里讽刺过（参看《伪自由书·崇实》）。本篇在“文化山”的插曲中所讽刺的就是江瀚等的呈文中所反映的那种荒谬言...
...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6〕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有的还不放心，更给我放散别种的谣言〔7〕，要减轻“排挤说”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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