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贡一生仕途顺利，晚年更是官显事闲，他所作的诗歌，调子平淡和粹，内容较为贫乏。他创作的乐府、 古诗 比 李梦阳 、 何景明 既少且差。偶尔写出的《筑桥怨》、《牵夫谣》，也是点缀历来乐府讽谕传统的应景之作,并无创作者的真情实感融贯其中，无多少艺术感染力。较能表现他的风格的是五七言律绝，曾受到不少诗评者的褒扬。但取材狭窄，大抵是赠、送、简、和、答、寄等应酬之词，
胡铨的—生是忠诚的、正直的、爱国的—生，正如他在《乾道三年九月宴罢》一诗中所写：“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胡铨被流放23年，但始终坚持抗金、反对议和，爱国之情长存，不愧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事迹和精神当与 岳飞 、 文天祥 一样，永垂青史。为了纪念胡铨，人们把他与 欧阳修 、杨邦义、周必大同誉为“庐陵四忠”，并修有胡忠
在两宋词史上，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心态情感变化的，除朱敦儒之外，就只有后来的 辛弃疾 。 苏轼 作为新词风的开拓者，虽然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抒情自我化的方向，但他还没有将自我完整的人生历程和整个精神世界写进词中（另一半写在人的诗里），诗词的表现功能还有所区分－－词多言情，诗多言志和叙事。 李清照 也恪守这种惯例。朱敦儒则进一步发挥了词体
宋 刘克庄 说：“子西诗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观）、晁（补之）之下。”（《后村诗话》）不足之处，在于稍乏变化,炼字琢句也间有弄巧成拙处。虽学东坡，其成就则不可同日而语。其文长于议论，所作如《名治》、《察言》、《悯俗》、《存旧》、《正友》、《议赏》诸篇，亦颇为时人所称。 苏轼 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
宋濂与 高启 、 刘基 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称颂为“一代名儒”和“当今文章第一”。朱元璋赞颂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
牛峤做官比牛僧孺稍逊一畴，但也差不到哪儿去，从唐末至后蜀之初，他历任左拾遗、尚书郎、剑南西川节度判官、给事中等。牛峤承牛僧孺文学禀赋，也是一个大家，著有文集三十卷、诗歌三卷，其著作以词著名，风格似 温庭筠 ，属“花间派”。唐末是中国“诗之盛”到“词之盛”的过渡时期，牛峤无疑也是促进这种历史大演绎的功臣之一，并在词发展成熟过程中，起了绵薄之力。
梅溪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 李贺 ）之韵，盖能融情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宋南渡后，梅溪(史达祖)、白石( 姜夔 )、竹屋( 高观国 )、梦窗( 吴文英 )诸子，极妍尽态，反有秦( 秦观 )、李( 李清照 )未到者。虽神韵天然处或减，要自令人有观止之叹，正如唐绝句，至晚唐刘宾客( 刘禹锡 )、杜京兆( 杜牧 )，妙处反进青莲( 李白 )、龙标( 王昌龄 )一
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
马援与其他开国功臣不同，大半生都在“安边”战事中度过。马援为国尽忠，殒命疆场，实现了马革裹尸、不死床箦的志愿。他忠勤国事，马革裹尸，令人钦佩。马援进身朝廷，没有一个人推举荐拔，全靠自己公忠为国。后来居于高位，也不结势树党。
金章宗 完颜璟 在位二十年，上承世宗太平日久，国内小康，于是考正礼乐，修订刑法，制订官制，典章制度光彩夺目，成为一伐统治的典范。又多次向群臣询问漠宣帝综合考核名实是否相符、唐代考查官员的方法，实在想超过辽、宋而与汉、唐比肩，也可说是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了。 然而宠婢独揽朝政，继承人没有建立，疏远猜忌宗室，而传位授国又不得其人。 以前所谓维持巩固到久远，只是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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