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一小儿，甫九龄，颇聪慧，而患 流注 ，肩背腰胁十余处，百端医治无效。余视之曰：此惟大 活络丹 能愈。服至三十余丸，未破者消，已破者收口。更服补气血之药而愈。盖流住一证，由风寒入膜所致，膜在皮中，旁通四达，初无定处，所以随处作患，此真脉络之病、故古人制 大活络丹 以治之。其余煎丸，皆非正治。所谓一病有一病之法，药不对证，总难取效也。 本邑刘近曾夫人，患虚痰
嘉兴朱宗周，以阳盛阴亏之体，又兼痰凝气逆，医者以温补治之，胸膈痞塞，而阳道疾。群医谓脾肾两亏，将恐无治，就余于山中。余视其体丰而气旺，阳升而不降，诸窍皆闭，笑谓之曰：此为肝肾双实证。先用清润之品，加 石膏 以降其逆气；后以消痰开胃之药，涤其中宫；更以滋肾强阴之味，镇其元气。阳事即通。五月以后，妾即怀孕，得一女。又一年，复得一子。惟觉周身火太旺，更以养阴清火膏
松江王孝贤夫人，素有血证，时发时止，发则微嗽，又因 感冒 变成痰喘，不能著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支持矣。是时有常州名医法丹书，调治无效，延余至。余曰：此 小青 龙证也。法曰：我固知之，但弱体而素有血证，麻桂等药可用乎？余曰：急则治标，若更喘数日，则立毙矣。且治其新病，愈后再治其本病可也。法曰：诚然。然病家焉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无怨;如用麻桂而死，则不咎
姻戚殷之晋，年近八旬，素有肠红证，病大发，饮食不进，小腹高起，阴 囊肿 亮，昏不知人。余因新年贺岁候之，正办后事。余诊其脉，洪大有力，先以 灶灰 、 石灰 作布袋，置阴囊于上，袋湿而囊肿消;饮以 知母 、 黄柏 泻肾之品。越三日，余饮于周氏，周与至戚相近半里，忽有叩门声，启视之，则其子扶病者至，在座无不惊喜，同问余曰：何以用伐肾之药而愈？余曰：此所谓欲女子而
烂溪潘开于表弟，其夫人怀娠患痢，昼夜百余次，延余视。余以 黄芩汤 加减，兼养胎药饮之，利遂减，饮食得进，而每日尚数十次，服药无效。余曰：此不必治，名曰子利，非产后则不愈，但既产，恐有变证耳。病家不信，更延他医，易一方，则利必增剧。始守余言，止服 安胎药 少许，后生产果甚易，而母气大衰，虚象百出。适余从浙中来，便道过其门，复以产后法消息治之，病痊而利亦止。盖病
濮院沈维德，患下疳，前阴连根烂尽，溺从骨缝中出，沥灌肾囊中，哀号痛楚，肛门亦复烂深半寸，载至余家，止求得生为幸。余亦从未见此病，姑勉为治之。内服不过 解毒 养血之剂，而 敷药 则每用必痛，屡易其方，至不痛而后已。两月后 结痂 能行，惟阴茎仅留根耳。余偶阅秘本，有再长灵根一方，内用胎狗一个，适余家狗生三子，取其一，泥裹偎燥，合药付之。逾二年，忽生一子，举族大哗
常熟汪东山夫人，患消证，夜尤甚，每夜必以米二升，煮薄粥二十碗，而溲便不异常人，此乃为火所烁也。先延郡中叶天士，治以 乌梅 、 木瓜 等药，敛其胃气，消证少痊。而烦闷羸瘦，饮食无味，余谓此热痰凝结，未有出路耳。以清火消痰，兼和中开胃调之，病情屡易，随证易方，半年而愈。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医进以参附，日以为常，十年以来，服 附子 数十斤，而寒愈剧，初冬即四面环火，绵衣几重，寒栗如故。余曰：此热邪并于内，逼阴于外。《内经》云：热深厥亦深。又云：热极生寒。当散其热，使达于外。用 芦根 数两，煎清凉疏散之药饮之，三剂而去火，十剂而减衣，常服养阴之品而身温。逾年，附毒积中者尽发，周身如火烧，服寒凉得少减，既又遍体及头、面、口、
淮安程春谷，素有肠红证，一日更衣，忽下血斗余，晕倒不知人，急灌以 人参 一两， 附子 五钱而苏。遂日服 人参 五钱， 附子 三钱，而杂以他药，参附偶间断，则手足如冰，语言 无力 ，医者亦守而不变，仅能支持，急棹来招，至则自述其全赖参附以得生之故。诊其六脉，极洪大而时伏，面赤有油光，舌红而不润，目不交睫者旬余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不可视也。春谷曰：我以命
长兴周某之子，臂生疽，经年脓水不干，变为多骨。所食米粒，间有从疽中出者，奄奄待毙。余为内托外敷，所服末药，亦从疮口出，继而脓渐减少，所出碎骨，皆脓结成，出尽之后，肌肉日长，口收痂结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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